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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肖文化--神虎镇邪

本书研讨生肖虎的文化蕴涵,侧重说明人与动物的互动关系,以及该种动物在中国文化..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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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观念形态中的虎
发布时间:2019-08-16        浏览次数:1        返回列表
远古洪荒的原始人类,尚处于人类的幼儿时期,几乎与兽类没有多少差别,抵御不住任何自然力的侵害,尤其对虎类的猛兽十分恐惧,他们唯恐躲避不及,只能藏匿在山洞中,栖息在树干上。维持生命的食物仅仅是采摘的野果和挖掘的植物块根。因此,他们对世上的一切都视为神灵,处处都不敢冒犯。
当人类不断地进化,特别是发明了用火,能够制造使用简单的工具,增强了人类的力量,靠集体进行捕猎,甚至可以捕到很凶猛的老虎。虽说是人类很了不起的跃进,但对虎依然惧怕,对虎渐渐产生了敬畏的心理,产生了对虎的崇敬。
因为发现虎是百兽之王,地上的兽类无不慑服于虎的威力。原始部族有的把虎奉为世上最高的神灵,有的奉为部族的祖先。他们祈愿“虎祖”保佑本部族和部族的后代子孙,并借助“虎祖”的神威,战胜其他对立的部族,使自己发展强大起来。至今彝族中有一个支系,自称“罗罗”,这也是对虎的称号,又是民族的称谓,自认为是虎的后代。
当人类进入文明的初期,祖灵型的图腾崇拜日趋淡薄,伴随而起的是巫觋原始宗教,人们对天体感到神秘,认为天上有主宰世上一切的最高神灵。于是,虎和龙便成了巫术活动中上通天体、下降吉祥、纳福驱邪的使者,或是天神有力的助手。
人类对虎由自然形态的认识,进入到观念形态的认识,经历了很长的阶段。观念形态属于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思想认识和辨别,是精神世界的产物。当这些认识成为更多人的共识,便形成了社会观念,并反映在一定的政治、法律、道德、哲学、艺术和宗教信仰等方面。而且,社会观念形态是建筑在社会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,又表现为不同的发展阶段。人类的认识不可能超越相应的历史阶段。
(一)原始社会的神虎和神徽
以畜牧为主的西方游牧民族,他们要逐水草而居,养成不断迁徙的习惯。大概从7000年前,便分批迁到中原、华北,有的迁到现在的湖南省的湘江流域。在长沙南沱的大塘农耕遗址中发现7000年前的土陶器上绘有太阳纹、鸾鸟纹、长獠牙人面纹()。对后一种纹样,有人分析是炎帝神农氏“图像符号”,并认为:“图像中部为抽象的鸟纹、以鸟喙象征长舌……”对此,本人不敢认同。理由之一:古籍记载黄帝部族在5000余年前从甘肃陇东和陕西西部迁徙到华北地区。炎帝早于黄帝500年迁于中原地区。炎黄为争夺华北和中原,在河北涿鹿进行了惨烈的血战,结果炎帝失败,部族被迫迁往两湖地区。7000年前大塘农耕遗址是否是炎帝的文化遗存,很值得思考。长獠牙人面纹也许是南方崇虎部族的徽记。
理由之二:长獠牙人面纹,只绘出人面的大嘴、长舌及上下两对长獠牙。这种獠牙,只有虎、豹才有。春秋时期楚地虎的造型多是吐长舌。唐代镇墓兽的造型也吐长舌。因此,不能将吐长舌认为是鸟喙。这种“长獠牙人面纹”,应是人面虎头纹。
在河南省的濮阳市西水坡原始墓葬中,发现部族首领的骸骨两旁,用蚌壳堆塑虎和龙。从原始人惊人的艺术创造中,显示出对神秘的天体的关注。他们认为天上也有神灵,想象空中瞬息出现的雷电,与地上的虎相似,两腿粗壮,能在空中奔跑,只是嘴巴长一些,尾巴粗一些――这便是人类最早对龙构想的物化,也是龙图腾的创造。但是,虎居左龙居右,古代以左为首位,龙的神格排在虎的后面。
再看西水坡第三组墓葬蚌壳摆塑中,首次出现了人骑龙虎的形象,虎居北向西驰奔,龙居南向东驰奔。“说明仰韶时代已有东龙西虎的观念,而蚌塑虎的头部……又塑造了一个角,可名‘虎角’,这是觜宿之为角的最古寓意”。天文学家认为濮阳西水坡“发现迄今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图……尸体间隔摆放蚌塑龙虎,符合古代中国用龙虎代表星座的惯例”。
更令人思考的是,第三组蚌塑人驾驭龙虎,飞行于蚌塑的云际和星宿之间,也说明当时的古人类已出现原始的巫术信仰。那位在龙虎蚌塑中间的部族首领,很可能就是所谓驾驭龙虎、能够通天的半人半神的大巫师。他死后,族民们便按他生前施法术的规格,用蚌塑摆出来,象征天体龙虎星象图。
虽说西水坡的神灵观,已不是单一的陆上神虎,开始出现了天上的神龙。但从墓葬第二组虎龙鹿和蜘蛛的蚌塑中看到,虎竟然是蚌塑的主体,龙、鹿、蜘蛛仅仅处在虎的尾部最不显眼的部位,大概尊崇神虎依然居于重要的位置。
6500年前的濮阳市西水坡原始墓葬,比传说中炎帝从陕西宝鸡地区东迁的年代要早,比黄帝东迁更早。古籍载河南濮阳是黄帝孙颛顼建都之处,比西水坡文化更晚了。
人类的原始信仰渐渐由兽的神和兽的祖先,变为半人半兽的祖先和神灵。这个过程延续了数千年之久,到浙江余杭5000余年前的良渚文化时期,又进入新的发展阶段。
良渚文化与浙江6500余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同属于古越人文化。当时,古越人已会种植水稻,能建干栏式的住房。他们传统的信仰是崇蛇、崇鸟,习惯文身,身上刺蛇纹,据说是为了避水中蛟龙的侵害。但是良渚的古越人则是很炽烈的崇拜虎神。由于史称“百越”的支系很多,崇虎的古越人支系在史籍中未见记载,而是在良渚古墓中发现并取得了大量的实证。
良渚文化最大的特点是在玉制的神器上雕刻出兽面神像,实为神虎的造像。玉制的神器有玉琮、玉璜、石钺、三叉形器、冠状饰、首牌等等。以甲型玉琮上雕刻的纹样最突出。
甲型玉琮雕刻的兽面神像的造型,综合描述是:脸面是倒梯形的人面,宽鼻,阔嘴,戴帽,帽上有放射状的羽毛冠,上肢耸肩、平臂、弯肘、五指平张叉向腰部,双腿盘坐,脚像虎爪。在胸部饰有大型的兽面,重圈为眼,宽鼻,鼻翼外张;阔嘴,嘴中有三角形的牙齿,两侧各外伸一颗獠牙。在玉冠、三叉形器和玉璜、玉牌上同样雕有羽冠的神像和重圈眼、阔嘴、獠牙的兽面像。前几年,良渚文化考察队进一步在瑶山、反山两地发掘,又获重大收获。两个考古队的报告中称玉制神器的雕刻是“兽面神”、“神人兽面”,两队共同认为是良渚部族崇拜的“神徽”,“是良渚人主要的崇拜神”。所谓“神徽”,便是古人类制造的神像,也就是他们主要崇拜的图腾。这种神徽既不是龙,也不是南方民族崇拜的狗,从面部结构看应该是虎。
有的学者认为玉制神器上的兽面,是巫师作法时乘坐的“□”――乘坐虎上天的工具,使人间与天神进行交流。“玉琮的产生,说明巫政相结合的,高度集中的政权”,也就是王权神权统一的统治已经出现。
有的学者认为良渚的玉琮和玉璧是“通天的法器”,玉琮上的“神徽”是“神祖动物复合像”。这种“神祖”既是部族的虎祖,又是部族的人祖,说明良渚时期的神灵,已演化成半人半兽的形态。
从良渚墓葬中巫师身上和周围玉制神器的布置看,很难想象良渚原始部族的军事首领兼大巫师,手执石钺,头戴羽冠,胸披虎头兽面神徽,登上祭坛,放置好玉琮,在玉琮中间插上通天柱,举行通天祭神的盛况。也难想象原始族民们狂热的场景。
近年在江西新干县大洋洲的商代大墓中,出土了罕见的青铜双尾虎,虎足除少量麟纹外,通体饰雷纹。“老虎龇牙咧嘴,左右各露一獠牙,两眼有神,双耳竖立,呈半蹲欲起之状……背上还驮一只尖嘴小鸟。奇怪的是它有两条外形相同的粗壮美观的大尾巴,生动而怪异。”“大洋洲商墓不少出土青铜器的造型和纹饰都能见到虎的形象。虎纹成了主题图案之一,看来当年这里的主人是崇尚虎的。”
大洋洲青铜双尾虎的造型,与中原地区不同,具有自己的文化特色,而虎身上饰的雷纹和麟纹,则受北方商文化影响很大。商王朝与南方的古越部族联系较多,早在商朝建国初期,商大臣伊尹曾受汤王的命令,通知浙江和岭南地区的古越人国家和部族向王朝进贡土特产。大概江西一带也属于商的方国,商文化的传入和影响是很自然的。
青铜双尾虎不仅有两条尾巴,再仔细观察,在虎头的上端,还有一个虎头。双头双尾的虎,显然是两虎相交。可能还有很多的含义,现在不得而知了。青铜双尾虎是商代的遗物,较浙江的良渚文化晚一千数百年,而它与5000余年前的良渚文化都是古越民族创造的文化。良渚文化延续了近千年突然中断了,成为历史研究的谜。近来有人考证,良渚文化中断是因洪水的灾害所造成的。古越民族的支系中曾发生过往返的迁徙,说不定良渚的越人为避水害,南迁到相邻的江西北部,虎文化便在江西地区越人的后裔中承继下来。
江西新干的商墓中同时还出土了玉雕羽人,用晶莹剔透的青田玉精雕而成。玉人呈侧面蹲坐的形状,臂屈于胸前,握拳,下体有小羽翼,脑后有掏雕的三个紧扣相连的链环。但玉人的上唇突出而弯曲,加上下巴向前撅的胡须,构成了一副鸟喙的样子;头上的高冠又似鸟冠,所以很像鸟人。但是,玉人却是粗眉,目字形的眼,嘴上有獠牙,玉人的脚和手,又与双尾虎的虎爪相似。显然是以鸟和虎的特征综合成了玉制羽人的形象。这进一步说明,古越人崇鸟是他们的文化传统,同时也崇虎。商墓青铜双尾虎,大概就体现了鸟虎两种文化的并存;玉雕羽人便是两种文化的融合,塑造了鸟虎形的神人形象。
根据许智范的报道,江西新干县大洋洲还出土了六件方鼎,以卧虎方鼎为最大,高97厘米,重49.2公斤,耳高18厘米,耳上各伏一虎。鼎的四壁除中间素面外,上部及四隅饰八组窄线条带兽面纹,方目,展体,尾上卷。四条圆柱形鼎足,饰高浮雕式羊角兽面。
与新干县相邻的樟树市三桥乡还出土了扁兽足圆鼎,上面有一对竖耳,也各卧一虎,虎龇牙咧嘴,尾上卷,身饰卷云纹。鼎的中部为三棱,以棱为中心,饰三组由变体云雷纹组成的饕餮纹(实为兽面纹或虎头纹)。三条鼎足呈扁体兽形,长身卷尾虎,突目,高冠,尖嘴似鸟,全身也饰云雷纹。“虎鸟形饰同样与原始先民腾崇密切相关”。
新干县大洋洲出土的方鼎,在大的形制上,与中原地区商代方鼎相同。但是这里的方鼎鼎耳上加上了卧虎,鼎身鼎足都加上了兽面纹,说明新干地区的民族,按照自己的信仰和尊崇,将商鼎的纹饰进行了改造。尤其是樟树市出土的扁兽足圆鼎的鼎足,饰长身卷尾虎,高冠,嘴似鸟,与新干大洋洲出土的“玉雕羽人”,可以说是异曲同工。我分析“玉人”是虎的变体,而扁兽足圆鼎的鼎足纹饰,同样是高冠,鸟形的嘴,只是形体变成了“长身卷尾虎”。羽人形和虎形,应是神虎造型不同的变体。由此更进一步证明,江西北部的古越人,崇鸟又崇虎,青铜礼器和玉器上出现虎鸟综合造型,不是随意所为。
(二)殷商礼器礼仪中的神虎
3500余年前,中原地区出现了灿烂的殷商青铜文化,令世界人民所瞩目。这种青铜文化早在商代之前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时期就已见端倪,大概是夏代的晚期。到商代更趋成熟而达到新的高峰。它跨商、周两代,达千余年之久。
这种青铜器虽然有的是饮食器和酒器,但不是一般的生活器皿,而是当时的国王、诸侯、奴隶主和贵族们权势和地位的象征;是祭祀天神地?和先祖的神器;是庄严隆重的礼仪中的礼器;又是政治标志的重器。这在世界上是罕见的。
青铜器上都铸有精美的雷纹、云纹和兽纹、龙纹、凤纹、蝉纹和蚕纹等。占主导地位的纹饰为宋代定名的“饕餮纹”,是宋代金石家沈括命名的,一直沿用到现在。他的定名根据是战国时期吕不韦门客们所撰写的《吕氏春秋》中《先识览第四》的一段话:“周鼎著饕餮,有首无身,食人未?,害及其身,以言报更也。”到底饕餮是什么,过去有很多人注释,有的说是被黄帝杀的蚩尤,有的说是远古恶人“四凶”,有的说是龙生九子中最小的一个。近代有人对商代青铜龙虎尊和司母戊大鼎上的“虎吃人”纹样,解释为对奴隶的镇压和威吓。总之,饕餮纹是考古界长期争论的问题。
1984年,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先生,对商周青铜器上的纹饰进行了全面而缜密的研究,写有《商周青铜器纹饰综述》一文,摈除“宋代金石学家观察不够缜密所致”的“误说”,将“饕餮纹”重新定名为“虎头纹”和“兽面纹”。马先生为慎重起见,把有角的虎头定为“兽面纹”。我认为仍是“虎头纹”。有角的虎《说文》注释为“?,委虎,虎之有角者也”。民间也传说,“虎生角更厉害”。
商代的纹饰具有综合性造型,使之更神秘,如龙纹,有的加鹿角,有的加鹿茸角,有的加花冠,有的加象鼻,依然称龙纹。
马承源先生对青铜器上的“虎头纹”和“兽面纹”分析道:“这与当时的宗教思想有密切的联系……反映了人们对自然崇拜而产生的神秘而肃穆的气氛”。“这些形状奇特的纹饰,大多数是借想象以征服自然和对自然力量的幻想的形象化。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,大自然的风霜雨雪,人世间的休咎祸福,除了求庇于上帝及其所祠的百神外,不可能有别的选择。”当然,商代青铜器上的神虎及其他神灵,在巫觋社会中,具有“通神民,协上下”的神圣地位。
虎头纹和兽面纹是商周青铜礼器上的主体纹饰,龙纹和夔凤纹多作虎头纹的配置,或作条纹装饰带,虽然在有的器物上作主要纹饰,而大型的鼎和尊,龙凤都屈居下位,形成虎显龙隐的格局。
宗庙祭祀的酒器名叫“宗彝尊”,上面的纹样便是虎和长尾猴样的。为什么名称上不提虎?唐代孔颖达曾作过解释:“宗彝者,谓宗庙彝尊之饰,有虎二兽,虎有猛,有避,故象之,不言虎,而谓之宗彝者,取其美名。”虎纹的酒器称“宗彝”,可见地位是很高的。
商代所谓“虎吃人”纹饰的青铜器多有出土,如湖南安化出土的“虎食人铜卣”,造型是一个蹲坐的虎,抱着一个男子,男子的头恰在虎嘴的下方。这个人惊恐地回首,似乎有什么东西追捕他,他投身虎的怀抱,感恩于虎的保护。河南安阳出土的司母戊大鼎,据说是商王武丁为他的母亲铸造的。大鼎的耳部铸有两只直立的虎,两只虎的嘴对着一个人头。安徽阜南出土了“龙虎尊”,四川广汉三星堆也出土了“龙虎尊”,属于殷商的早期,两地的“龙虎尊”上都铸有双身虎,虎口下蹲一个弯臂屈腿的人,表情毫无恐惧感。而三星堆双身虎下的人,却是虎面人身,两条虎身又像他头上的装饰。
何驽同志认为“有人解释‘虎食人卣’为人与神性动物合二为一,以取得该神对人的保护。然而其潜在意义绝非如此肤浅……这就意味着人们将虎视为死者的图腾,或具有再生功能的神兽,让它吃掉死者,进入图腾(神兽)体内,一俟寻找到合适的母亲,便让他投胎转生”。他的根据是,澳洲人认为人死后,灵魂便依图腾,依附于女体,孕育转生。认真观察“虎食人卣”的造型和上面的纹饰并非如何驽说的那么简单。看投入虎怀抱中的男人,虽然到了很安全的地方,依然惊魂未定。再看这个人没有腿,仅以两条蛇代替,可能象征蛇图腾或龙图腾的部族,得到虎图腾部族的保护。再看这只虎,虽然将人紧紧地抱住,人首也置于它的嘴中,但却是很亲昵的样子,像母兽衔幼兽时,轻轻地叼住幼兽颈后皮似的,丝毫没有损伤。再看安徽出土的商代“龙虎尊”,双身虎头下的人呈微笑状,若将人的下巴与虎头连起来看,虎头恰恰是人的头,即虎首人身,与四川广汉三星堆“龙虎尊”上的人物相同。或者虎的双身是他的装饰;或者双身虎象征雌雄两虎交合,产下虎的后代部族。
大概殷商时期崇虎的部族占优势,或者崇虎的信仰占优势,所以在青铜礼器上的纹饰出现了虎显龙隐的格局。当时也出现了综合性的神?纹样造型,如虎头纹上加牛角,或用小龙、小凤来配置成虎头,依然没有改变虎的固有形态结构。
由于宋代金石家错误地将商代青铜礼器上的虎头纹、兽面纹定名为“饕餮纹”后,使古史的研究陷入迷雾之中,也割断了历史的联系,谬误达800多年之久。马承源先生的贡献,便是驱散了谬说的迷雾,恢复了中国虎文化历史的真面目。
现今,有的学者仍沿用宋代的“饕餮”说,或怀疑饕餮纹就是虎头纹和兽面纹,或闭而不谈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虎文化。如在报道宣传6400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墓中蚌塑时,只说“发现了中华第一龙”,偏偏不提蚌塑中还有占重要地位的中华第一虎。
商代的虎文化不是突然产生的,早在殷商之前就出现了。在辽宁省的昭乌达盟敖海旗大甸子便出土了夏家店下层文化彩陶,上面彩绘卷云纹,也绘有虎头纹,属于仰韶文化的晚期。在山西晋南襄汾县夏墟出土的夏代彩陶上,绘有“……变体动物图案可视为商代青铜器上的兽面纹,夔龙纹一类纹饰的前身。放射性碳素测定为前2500-前1900年前后……早期略早于夏,中晚期在夏内”。除西北外,山西、辽宁及河北省的北部和西部,都有过崇虎的部族,当时称他们为戎狄。
郭沫若先生很注意古代的纹饰,他说:“就花纹去研究,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始出现,某一种花纹在何时始废弃了,一种花纹的演变经过了怎样的过程,花纹的社会背景和寓意,都同样可以追求,在这一方面可以丰富美术史的内容。”
郭沫若先生所说的社会“背景和寓意”,其中包括当时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和社会的信仰,以及民族的文化传统。殷商王朝是以东夷部族和西方部族共同建立的奴隶制国家,在不同的部族中有的崇虎,有的崇龙,有的崇鸟。而且殷商崇尚鬼神和祖先,祭祀是国政大事,时时都要占卜问神,是巫觋宗教很浓厚的社会。所以他们把各种动物神灵的形象熔铸于国家的礼器、神器、重器上,是有原因的。
殷商不仅在青铜礼器上礼仪上,而且在生活的各个方面,处处都有虎和龙的纹饰和雕刻。如在住宅的门口,便立上神虎的立体石雕,造型是虎首人身虎爪,呈跪式,张着大嘴,露出尖锐的牙齿,样子凶悍可怖,大概是让虎神保护住宅的安全。这种住宅起码是奴隶主所居。住宅的玉石雕刻的神虎,在河南省的安阳侯家庄大墓中发现。
在丧葬的棺椁上也雕虎或用漆绘虎,大概是让神虎保护死者的灵魂。如在湖北省黄陂县盘龙李家咀,发掘两座商代前期中型墓,在木椁的板上有阴刻双钩的虎纹和雷纹,并涂上朱色,阳刻部分涂黑色,刚出土时色彩还很斑斓。虎身旁刻雷纹或云纹,是表示虎是天上的神虎。在安阳侯家庄甲种大型墓中,也发现木椁上绘有虎纹和龙纹。虎纹占据木椁的主要部位,造型是侧面的全身虎,屈腿,拖尾,可惜虎头已残。几条小龙纹饰在木椁的装饰带上,龙口对着圆球,不知是何物。
恰恰在商代玉制乐器玉磬上,也刻有侧面全身的虎,与安阳木椁上绘的虎规格相似,刻有怒目张口露齿头部凶相,正好弥补了木椁虎头的残缺。
商代已经用漆绘制家用生活器皿,有的也漆绘虎的纹饰。在河北省藁城县台西商代前期房基外发现散落的漆器残片,有的上面还保留虎头的造型。因年代久远,漆胎已毁。说不定商代的服饰上也绣虎,只是当时绣花的丝麻制品难以保存,至今尚未发现实物;好在现存商代玉雕人物的胸部,发现刻有虎头纹,可作为我这一推论的证据。这可能反映了商代服饰纹虎的时尚。
商代虎的造型并非都狰狞可怖,有的也很稚趣可爱,充分说明了当时的审美情趣。如在商王武丁妻子、女将军妇好在安阳的墓中,出土了大量小型玉雕,品种有虎、凤、龙、鹿、龟等,有的可能是佩在身上的吉祥物、保护神,有的可能陈设在住室内。
其中的小型玉虎雕刻各式各样,有的头大身体小,腿也很短,虽然头部张口露齿,仍十分稚气可爱,像是刚刚学爬的婴儿。有的玉虎造型躯体拉得细长,像是出生不久的胎儿。有的玉虎雕成蹲坐型,身上刻着翅膀,形态憨厚可掬,也逗人喜爱。
假若怀疑商代青铜礼器上省略式的虎头纹,(因为造型是从俯视角度表现的虎头,不可能看到虎的下巴,正是宋代命名饕餮“食而未咽,害及其身”的形象依据)当我们仔细看看商代出土的玉磬,建筑上的石雕,木椁上的刻绘,小型玉雕上种种虎的造型,便会毫无疑问地认为,几乎都是全身虎,误传便可以消除。
殷商王朝对奴隶残酷统治,对外征伐又是他们经常的事业,所以在青铜礼器上的纹饰造型,无论是虎头纹、兽面纹,都极力夸张其凶猛,令人可怖。这倒不是对国内的奴隶进行恐吓,因为奴隶们整日戴着枷锁,在武装监视中做苦役,或随时被杀戮当做祭品,或被逼去殉葬,已用不着恐吓;而是以此来增强统治者至高无上的威仪,震慑周围的方国,使之臣伏在他的统治下。
殷商青铜礼器上还出现了半人半兽的纹饰,如禾大方鼎的腹部铸有很大的人面,其半人的形象可能象征殷王。其兽的一半便是虎。这个人面没有突出的表情,但双目怒视,脸绷得很紧,两旁配虎目和虎爪,上面又配曲折形的羊角,像是兵器中的戈矛利刃,显得十分威严而又充满杀机,的确令人恐怖。
再如兽面纹大钺上的人形兽面,与禾大方鼎上的人面很相近,只是夸大了宽嘴和利齿;实为虎面的变形。大钺有玉制和铜制,不是战场上通用的兵器,主要用于大的礼仪活动,由勇士执钺警卫。钺还用于丧葬,为护卫亡者的魂灵。神话中西方白虎神蓐收执钺,因为他是刑神,有杀戮的权力。
由此说来,殷商青铜礼器上的纹饰不仅是信仰和尊崇的反映,而且还是王权威仪的展现,军事实力的威吓。
如果说商代的甲骨文,是形成我国文字的基础,而商代青铜礼器上的虎头纹,军士头上戴的虎头帽,玉佩中的玉虎雕刻造型,对中国文化的影响也很大,历经三千多年,直到今日,民间依然承继着商代和良渚时期的造型,为孩子缝制虎头帽、虎头鞋、布虎玩具,在民间的刺绣、剪纸中,也有商代的文化“基因”,对于延续中国古老的虎文化,其贡献也不亚于甲骨文的贡献,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。后面另有论述,不赘。
(三)周王朝时期的神虎
生活在我国西方的周部族,联合西方的国家和部族,推翻了殷商的统治,建立了周王朝,基本上承继了殷商礼器的形制,青铜器上的纹饰变化不大,依然将虎头纹作为礼器上的主体纹饰,这与西方部族传统的尊崇有关。同时,西周礼器尊彝中出现了以虎型为主的青铜虎尊,和综合鸟及其他兽的虎尊。除商代南方的越人和西南方巴蜀地区有这种独立的青铜虎尊外,在殷商本土很少见到。
西周帝王崇拜天神和祖先,认为上帝是主宰自然界的主神,每年都要按时进行祭祀,从不废祀。他们按五行五色和天圆地方说,选用各种颜色的玉石雕琢成璧、琮、圭、璋、琥、璜六种礼器,统称“六器”,平时藏于玉府,供祭祀时使用,祭毕仍要归还。
祭礼时,以苍璧礼天,祭昊天上帝;以黄琮礼地,祭昆仑之神;以青圭礼东方,祭春帝太?;以赤璋礼南方,祭夏帝炎帝;以白琥礼西方,祭帝少昊;以玄璜礼北方,祭冬帝颛顼。
祭西方的玉琥是用白色的玉石雕成的,在春秋晚期的楚墓中便出土一对玉琥,造型夸张。虎的头部和尾部,腿弯曲,虎身呈弧状,似乎很驯服的样儿。在战国的中山国王墓中也出土过玉琥,造型的虎头突出,腹部雕云纹。这种云纹直到现在民间艺术依然应用,名叫“云云”。
帝王祭祀西方时,还要祭蓐收神,传说他是白帝,秋神,又是白虎神。在《国语?晋语二》中有段记载,说虢公做了个梦,见到一个神,人面白毛虎爪,手执钺,立于西方。他醒来后召史占卦。史说:“如君所说的样儿,这是蓐收,天上的刑神。”蓐收又是西方白虎金正之官。
古代还有“立秋节”。西周时“天子亲帅三公、九卿、诸侯、大夫以迎秋于西郊”,并祭祀少?、蓐收。“立秋节”延续到汉代,“立秋之日,迎秋于西郊,祭白帝、蓐收。车旗服饰皆白。歌《西皓》,八佾舞《育命》之舞。”
每年的年终,历代帝王都要祭祀农田诸神,祈求来年丰收,不降灾害。《周礼?明堂位》记载“夏、秋尝、冬?、春社、秋省,而遂大蜡。天子之祭也”。“夏曰嘉平,殷曰清祀,周曰大蜡,秦曰腊。”
大蜡祭祀以田猎祭先祖,还要祭八神。八神是“先一、司二、农三、邮表四、猫虎五、坊六、水庸七、昆虫八”。
其中所说的“先”是田间的房舍。据说虎吃糟害农田的野猪,猫吃田鼠,能保护农业生产,所以也享祭祀。尧帝时的后稷――周部族的先祖。“坊”是蓄水的地方,“水庸”是泄水的沟,“邮表”和“司”,是最先从事农业生产的神农炎帝,再就是其中大蜡祭祀的“蜡”,和腊、拉、罗、勒,彝族的语意都是虎。宋代陈祥道的《礼书》说:“蜡之为祭,所以报本反始,息老送终也。”历史学家刘尧汉先生分析这句话“即返回原始母系氏族时代对虎(腊)图腾的祭祀。”他的分析是有根据的。如唐代年终腊祭时,因唐太宗的祖父名叫李虎,为避讳,将腊祭虎改为祭“菟”。楚人称虎为余菟,只是改了语音,语意没有改。到宋代宋仁宗天圣三年,腊祭时便改变唐讳,仍然以虎为五方的祝文。
西周宫廷内国王的居室门外画虎图,《周礼?春官》记载:“师日居虎门之左,司王朝。”所以路寝之门又称为虎门。《公羊传?庆公三年》解释:“路寝者何?正寝也。”古代宫廷最里层的门,即君主处理政事的宫室。将虎画于正寝的门外,便是有神虎保佑。
西周帝王和王后外出祀望山川时,要由春官司服备好礼帽和礼服,称为“毳冕”,这种冕服上自天子下至子爵男爵都可服用,冕服的颜色是玄色(黑色),上面绣虎,虎为西方的瑞兽。国王出巡“乘舆则画为白虎,取其义,而有威信之德也。魏朝有青龙幡、朱鸟幡、玄虎幡、白虎幡、黄龙幡五,而以诏四方……今晋朝唯用白虎信幡”。
早在夏代的早期,帝王的旌旗便用称为“虞”的虎旗,《说文》解释“虞”字:“白虎黑文,尾长于身。仁兽,食自死之肉。”后来改为龙旗。西周时,国王出巡“前有执兽,则戴貔貅”,就是在前边举貔貅旗警众。貔貅,古时所谓的猛兽,又比喻勇猛之士。《晋书?熊远传》中说:“……命貔貅之士,鸣檄前驱,大军后至,威风赫然”。
西周时管理征调“野民”出征打仗,举行田猎,放牧祭祀用的六畜,冬天烧制薪炭有专门的官员负责,官名叫司常。为了役使人民,使用“熊虎大旗”,“其不用命者诛之”。就是对不服从命令或怠慢的人处死。熊虎旗既显示王权的威仪,也代表诛杀的权力。
帝王派出国的使节,去水国执龙节,土国执人节,山国执虎节。到宋朝派出国的使节,有司仍然要配备龙虎旗和豹尾旗。
古代还用虎进行胎教。西周的王后和后妃怀孕后,为了企盼生个健壮而勇敢的男孩,在孕妇的住室内挂虎鼻,用虎进行胎教。《尔雅翼》记载:“古者胎教,欲见虎豹勇士之物。虎子才生三日,即有食牛之气,其不能搏攫者,辄杀之,为坠武也。”这种勇猛而善于搏击的虎的形象,通过母亲的所见所想,教育未出世的胎儿,盼望他将来成为勇猛善战的武士。胎教在室内挂的“虎鼻”,可能是画的虎图画,这种图画才会让孕妇有形象的感受。“虎鼻”应是虎祖的含义。
由于受中国的影响,不产虎的日本,古代也有进行胎教的习俗,也让孕妇看《虎跃图》,仍然是企盼生个健壮的男娃娃。日本还喜欢为男孩取“虎之助”或“虎太郎”之类的名字。
用虎进行胎教的习俗一直流传到现在,虽然已不多见,而陕西华县还有遗存,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变化。华县妇女怀孕后,娘家在端午节到集上买“全欢人”做的“娃娃圈”,挂在孕妇的住室进行胎教。“娃娃圈”是用竹篾弯成圆圈,糊上红纸,圈上挂小布娃娃和小布老虎,还挂各种瓜果形状的布香包。婴儿出世后,“娃娃圈”上的瓜果布香包取下来送人,小布娃娃和小布老虎要长期保藏在家中。华县的胎教,同样是企盼生个小老虎似的健壮的娃娃。
西周丧葬中同样让虎神来保护亡人,要在墓地种柏树,立石虎,防止精怪罔象的侵害,它的名字又叫“无伤”。据说“罔象好食亡者肝,而畏虎与柏,故墓上列柏树,路口置石虎为此也”。
周代墓地植柏立石虎的葬礼和风俗,一直传到汉、唐。后石虎为石狮所替代。如汉代张骞墓树石雕神虎为他守陵。因张骞奉汉武帝之命,出使西域,为反击匈奴的胜利奠定了基础,并开拓了“丝绸之路”,促进了中国与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。汉宫规定,谁立了大功,死后在墓前树石兽旌表政绩。又如西汉名将霍去病的陵墓在陕西兴平县,以堆土为坟构成一座小山,象征河西走廊的祁连山。为表彰他大破匈奴,解除西汉边患威胁的战功,在他的墓上竖立了十余座巨形石雕,其中便有一座巨大的石虎,雕刻呈隐伏的状态,虎视眈眈地注视着前方,沉着而又机警,像伺机扑过去搏击的样子。充分体现了霍将军生前的军威,也是霍将军陵墓的保护神。
在唐高祖李渊的献陵,也竖有石虎,因死者是唐朝的开国皇帝,便竖立了四座猛虎石雕,机警地守住陵区的四门,像随时对入侵的妖魔进行搏斗,显示出保护神的赫赫威严。
似乎墓地竖石虎还不够安全,还要把亡人扮成虎样。如西周至春秋时期,人亡故后,用一块黑面红里的方形棉垫将脸部蒙起来,然后用带子拴好。垫子名叫“瞑目”。在瞑目上按人的眉眼鼻口的部位缝上玉块,又名“玉面罩”。缝在嘴边的玉块雕成双唇和獠牙,似虎的形象。又如苏州春秋墓葬出土的亡人面部葬玉中,眉的部位摆的是虎形的玉饰,制作很精美。
早在6400年前河南濮阳西水坡原始墓葬的蚌塑中,当时的人便有东方龙、西方虎的观念。在三千数百年的殷商前后,便有专门观测天象的观星台和官员,他们将东方的星星想象为一条龙,西方想象为一只虎,南方为一只鸟,北方为一个龟形。当二十八宿天文理论形成后,将二十八宿一分为四,每七宿配一动物形象。春秋战国时流行五行学说,配上金木水火四象,又配五色,便形成了东方青龙,西方白虎,南方朱雀,北方玄武,既代表四方的星宿,又称为四神、四灵、四方神。
西方白虎星座是奎、娄、胃、昴、觜、参、毕七宿。在湖南马王堆西汉早期的墓室器物上,便绘有四方星宿图。在河南南阳东汉的画像石上,便刻有形象的白虎星图。在雕刻的猛虎前方,刻有祥云和六颗星,即横三连星和竖三连星。《史记?天官书》说“参为白虎”。参是七宿中最后一宿,恰恰处在虎首的位置。横三连星为“衡石”,竖三连星是参宿的辅星,名谓“伐星”,画像石上刻一只猛虎,配上衡石和伐星,便表示白虎星座。汉代不仅在墓室画像石上刻四灵四方神,在建筑上以及在屋檐的瓦当上,亦有青龙白虎神。
传说白虎不是一般的虎,而是一种毛色纯白的虎,虎五百岁时,毛色才会变白。所以古代视白虎是世间少有的神兽,唯有帝王具备“德政”的时候才会出现。古代帝王认为“麟凤五灵,王者之嘉瑞也”。孔颖达疏:“麟凤与龟龙白虎者神灵之鸟兽,王者嘉瑞也。”
古代称颂神虎,给虎起了很多名字和绰号,如山君、李父、李耳、伯都、封使君、斑子、寅客、黄公,甚至还称虎为“当朝一品”,总称便是神虎。
西周时期除承继殷商青铜礼器上的虎头纹、兽面纹外,又有所发展,出现了以龙、凤为主体纹饰的礼器。如西周中期四虎?上的虎型,完全改变了殷商传统造型,样子像小鼠。到春秋时期,礼器和器物纹饰日趋自由,虎的造型生动活泼,又十分稚气可爱,凶猛的气势也减少了。
其实,血祭仅是祭祀的初步,泼洒牲畜的鲜血,先让神灵闻到血的气味,而后将牲畜的肉埋于地下,或将牲肉沉于水中,来祭祀山林和川泽,又用劈开的牲肉祭四方万物神灵。看来当时祭祀的神灵,是啖噬牲肉的猛兽――虎神。虽然古籍总是加以隐讳,不便明言,而谜底却亮得清清楚楚。现今崇虎的民族祭虎祖时,有的尚保留着“血祭”。值得注意的是,西周的祭祀中,“以血祭社稷、五祀、五狱,以狸沉祭山林川泽,以辜祭四方万物”。
(四)秦汉以来的神虎
随着周王朝的衰亡,作为王朝精神支柱的巫史文化也下降了,随之而起的黄老道家、阴阳五行、方技术数家、神仙家在社会上风行起来。他们与社会的上层结合,并利用历届帝王喜好黄老学说,好方术和神仙家的谶言,为中国的道教形成准备了充分的社会条件。秦汉时期,也是造神运动的时期。
汉代的神虎,已由兽类的祖神演化为人神,虎虽然已在神格上定位西方的白虎神,同时,虎与龙一起又降格为给神仙在空中驾云车、雷公车的工具。以后渐渐世俗化,神虎要为帝王、贵族、平民保护宅院,看守门户,还成为百戏游艺中的角色。统治者甚至利用神虎来恐吓人民。
《山海经》中记载虎演化成了人神:“沧海之中,有度朔之山,上有大桃木,其屈蟠延三千里,其枝间东北曰鬼门,万鬼所出入也。上有二神人,一曰神荼,一曰郁垒,主阅领万鬼。恶害之鬼,执以苇索而以食虎。”这段话是说神荼、郁垒两个神把守鬼门,检查发现有害人的恶鬼,便用苇条做的绳索捆起来喂虎。
其实,神荼、郁垒就是虎,古时楚地称虎为余菟,余与郁同音,菟与荼同音,将虎的名称分成了神荼、郁垒两个神人的名字。既然动物的神变成了人神,便不能吞噬恶鬼,只能捆绑起来再由虎吃掉。听起来很滑稽,这便是自战国至秦汉以来造神运动的成果。
在汉代墓室的画像石上,多雕刻神荼、郁垒的形象,或者是袒露上体,着大?,赤脚,手持长矛或钺,做刺杀、砍戮状。或者是头束高髻,马步弓腿,右手亮掌,左手执钺,面貌凶悍。或者是身着长袍,双手执钺,形象十分狰狞。这两位神人总是和猛虎一起,守卫着墓门。大概一方面是防止妖邪侵入伤害亡人的魂灵,另一方面也严防墓中的鬼魂跑出来害人。
在民间,每当新年时,神荼、郁垒的名字便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,与绘制的虎头和苇索挂在住室的门外,保护民家的安全。
传说,神虎还能扑灭旱魃,因旱魃专给人间制造荒馑的灾年。传说旱魃也是天上止雨的女神,黄帝大战蚩尤的时候,蚩尤请来风伯雨师助战,祭起滂沱的大雨。黄帝很难招架,便请来天上的女魃将雨止住,将蚩尤杀死。但是女魃由此回不了天庭,只能在陆地上巡游,她到哪里哪里就闹旱灾,成了处处喊打的灾神。
洛阳61号西汉墓室壁画中,便绘有“羊和神虎吃旱魃图”,将早魃画成妇人的样子,发髻散开,惊恐地奔逃,神虎从她身后扑过来。在神虎的上方绘一只羊头。在汉代,羊祥两字同意,画一羊头,即象征吉祥。画面寓意神虎扑灭了旱魃,给人间送来了吉祥。
南阳汉代画像石上也刻有“虎吃旱魃图”,虎的造型是生翅的“飞虎”,它受天帝之命下界为人间消灾除祸。旱魃的形象则是个穿裙子的小妇人样,倒在虎口的下面。
汉代都城中的未央宫中建有白虎殿,白虎殿的大门叫白虎闼。唐代宫廷仍建此殿,因避李虎讳,殿门改称白兽闼。杜甫在诗中曾写道“凄凉大同殿,寂寞白兽闼”。早在汉朝之前,宫廷、宅地和陵苑的门前都建一对高高耸立的楼,名叫阙,上面可以住人警卫,又可以登高远望,故此又称为观。阙上画云气、仙灵、奇禽、怪兽,“以昭示四方”。“苍龙阙画苍龙,白虎阙画白虎,玄武阙画玄武,朱雀阙画朱雀二板。”由四方神守卫四门,白虎便是西门的守护神。
汉代,将虎的形象置于生活器物上,便是吉祥的象征。
玻璃制作的镜子未问世之前,古代普遍使用铜铸的镜子,正面磨得很光亮,可以照人。当时还专有磨镜的行业。镜子的背面铸有各种不同的纹样,除云纹和花草纹饰外,也铸有各种动物的纹样,有的铸有吉祥内容的文字和韵语。有的镜子还可以对着太阳取火,名谓“阳燧”。
现出土的有春秋早期的“螭虎纹镜”,镜背面的中央铸有两只猛虎,一上一下,似环绕旋转,镜边饰一圈螭纹。螭是古代传说中没有角的龙,是想象中的图像。在这面铜镜上虎为主体,螭龙仅处于配置的位置。春秋晚期有四虎铜镜,纹饰有晋国风格。
此外,在楚地还出土有秦代的“斗兽铜镜”,镜后纹饰是两个武士执剑蒙盾,正在与二虎进行搏斗。其中一只虎正扬起四肢,像正在搏击,另一只虎为背面,像是受了伤,但又回过头来准备再与人搏斗。战国中期,铜镜兴盛起来,常见的纹饰有虎纹、山字纹、龙凤纹,以及花叶纹、卷云纹等。
汉朝初年,制造了大型四神规矩镜,用青龙、白虎、朱雀、玄武分布作主要装饰,始于汉武帝时尚方官工制造,到王莽时便普遍流行。有的镜后铸七言韵语,祈愿个人和全家幸福。由四神规矩镜发展成神人龙虎镜,有的铭文铸有“左龙右虎辟不祥”。
陕西西安市文物商店征集到一件西汉四乳连弧龙虎铜镜,镜的背面铸有龙虎各一对,龙的形象似兽。铭文是“见日之光,长毋相忘。”
汉代铜镜还是救月的工具,发生月食或不吉的天象时,要夫人击镜、孺人击杖,庶人之妻楔搔,鼓噪祈祷以“救之”。
大概因秦始皇受方士的蛊惑,派徐福带三千童男女驾船赴东海寻找长生不老仙药失败后,后世的帝王和贵族们,便转过来向西方寻找。传说西方的西王母――母虎女神,能制作长生不老的药,嫦娥就曾服王母的药升入月宫,所以汉代非常尊崇西王母。东汉时期贵族墓室的画像石雕刻中,都必须刻上三界图。三界图的上方是天上的神仙界,在中间坐着雍容华贵的西王母,两旁排列着诸神。在王母的身边,除九尾狐和小青鸟外,总有一个玉兔在捣药,制造长生不老的仙药。画像石上雕刻的西王母形象,有时是贵妇人样,但又不能回避虎的原型,有的画像石便刻成长着虎须,披兽衣,有长尾的样儿。但总的形象是人型的虎神。新莽时期有的墓室壁画中,还把四方神的形象进行了改造,除东方的句芒神是鸟身外,南方的祝融神,北方的颛顼神,与西方的蓐收神相似,都是虎身,仅仅头部变成了人的头,大概是造神中将兽神转化为人神的必经阶段。
人们无论在观念上怎么尊崇虎神,而虎依然是世上的猛兽,而不像龙神那样是虚无的,是人想象中的神灵。猛虎残害人的生命,攫掠家畜,震慑百兽的本性是难以改变的。但是,虎的凶猛的特性却又为历代统治者利用,以虎的声威和形象来恐吓人民。
如帝王的卫土称“虎贲”,将士称“虎将”或“虎士”。官员们出巡用虎旗、虎头牌在前头开路。公堂正中画虎,公堂内令人肃静的是虎头牌。衙门口也摆虎头牌,喝令“闲人免进”。
军事议事厅名为“白虎堂”,监狱的死牢叫“虎牢”,牢门画狴犴,样子是虎头鱼身。杀人的刑具叫“虎头刀”、“虎头铡”。
元朝时有虎头金牌,官员们拿着这种牌到各地可以“便宜行事”,如有违令的人,有立即处死的权力。
统治者为什么要利用虎的形象和声威呢?管子说得好:“虎豹,兽之猛者也,居深山广泽中,则人畏其威而载之。人主,天下之有势者也,深居则人畏其势。故虎豹去幽而近于人,则人得之而扬其威。人主去其门而迫于民,则民轻之而傲其势。故曰:虎豹托幽而威可载也。”
简单地说,统治者可以利用虎豹的声威来扬自己的威风,便是俗话说的“狐假虎威”。